在身分社会，讲究身分，看人办事，因人而异，法因之所施对象的身分不同而加以改变。

因此，无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必须十分重视宗教和民族因素，不宜简单地用科学、规律和真理等认识论的范畴来干预宗教和民族问题，而应当充分尊重各种宗教传统和民族因素。六是，立法对公民义务的设定，应当从实际出发，遵循合理、适当的原则。

立法是十分重要的决策活动，它的科学化对于提高立法质量至关重要。此外，法工委还对立法用语制定了规范，用来指导地方立法工作。为什么呢？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的传统，居民对立法不买账。建议各地方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过程中的协调协商程序，发挥立法机关会议之外的民主。笔者认为，科学立法与立法内容的科学与否，是两码事。

二是，注意保持立法篇章结构上逻辑的严谨。这说明，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试图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推动作用，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长期性的总体策略。[6]这些情况既说明了在中国法学学术研究领域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与机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重要的学术与实践背景。

[21]但究竟何谓之新并不清楚。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之所以逐渐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学术评价制度与评价机制，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中国学术界渐渐地滋生了比较明显且有蔓延之势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行为不端、学术道德和学术伦理缺失、甚至出现明显的学术腐败等现象，这不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中国学术公信力危机，也直接地导致中国学术形象的社会观瞻受损，特别是更为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事业。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法学必须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必须善待政治，但中国法学也必须摒弃以政治意识形态思维和政治宣传态度来对待法学学术研究的政治思维惯性，而逐步确立起以学术的方式、思想的方式、理论的方式来对待政治的良性关系。法学的发展与法学学术研究的进步也同样遵循着上述逻辑和规律。

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同样必须高度重视学术规范问题，重视法学学术研究规范化地利用学术资源，重视学术思想表达的规范性，重视学术研究成果中学术引证与注释的全面性、准确性、规范性与权威性，等等。再例如，深圳市人民政府五届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人民政府第252号令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共厕所应当文明使用，禁止以下违法行为：……[四]在便器外便溺，立法者完全没有考虑基本常识，比如男女老少便溺是否有别、究竟是否在便器外便溺如何取证，专人监督与安装摄像头监督是否侵犯公民隐私权，如若考虑这些问题，该条款又是否真正有效……深圳的这部立法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尿歪歪法律。

然而，近年来，一些法学学者却在法学学术研究的认知和行动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即他们强调法学研究的法学的专业性与职业性的特殊意义，要求建立、加固、拓深法学的专业性栅栏，也就是认为法学研究是职业法学学者的本分，非法学的学者作为外行不能也不应该进入法学这个学术领域，进而，不少中国的法学学者特别强调应该高度重视在法学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法学学术研究成果，并要求区别对待在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法学学术论文和在非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即非法学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和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法学学术论文。这些行为无疑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学科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通过综合性以及长期性整体实力的保持与延续，也就逐渐地在形成和塑造着该学科自身的学术传统，而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延续又是推动该学科学术发展的关键。那些在任何角度看来似乎都深谙平衡协调之道的所谓四平八稳式学术研究成果，既不能创造出真正的思想含量，也难以推动学术性的知识、思想与理论增量。

然而，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在学术资源的利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的认知和行为。[5]尽管类似探讨在近年来逐渐成为有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研究思考的热点和重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自身学术评价的共识性的制度架构，因此还需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不断地贡献自己的智慧。评价一项理论成果，评价一个学者，评价一个机构，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20]毫无疑问，这些举措都意在强化学者的学术规范意识、规范学术活动、引导学术规范行为方式并逐渐形成制度，从而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改善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

所谓自发性，是指学术共同体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位或者个人通过某种组织方式规定形成的。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学者尤其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外思想家既有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经常罔顾科学研究的思想传承，乐于随意创造新概念、新名词以标新立异，并将这种缺乏以起码的学术思想共识为基础的学术沟通资质的所谓与众不同，视为学术研究上的创新，动辄声称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

而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则提出：我把文科的评价标准，从高到低划分为五个标准：解释原则的创新、概念框架的构建、背景知识的转换、提问方式的更新、逻辑关系的重组。中国法学要真正在思想和理论方面产生出能够被视为是新知识增量的学术成果，进而成为世界法学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力量，就必须高度重视形成具有自身独特学术品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术研究范式，形成多元化的法学学术流派，能够巩固这些共识性成就并得以延续和发展，以塑造出中国法学自身的学术传统。

[11]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值得商榷，仅从法学学术研究而言，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以及法律实践研究，其研究目的、研究成果就有很大差别，它们在所谓研究成果的创新方面理应有所不同。但在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且念念不忘的一个口号式的命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检验其研究成果的标准就是创新，就像有学者所说的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责，并进而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可以分为4个方面：一是观点创新，即是否提出新概念、新见解、新理论、新主张。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历来都将自己的学术使命视为特别神圣，因而也都特别认同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王春燕等：《中国学术评价需要中国标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第A04版。由此也可以说明，真正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之间都是具有思想、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学术对话能力的，而且这种对话能力不会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它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又有独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总体上，法学学者对于中国法学学术研究问题的时间性、空间性、思想与理论性以及操作性的自觉意识及其处置方式，直接影响其研究成果的内涵与质量，理当成为学术评价基准的基本要素。[7]可在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相应的关键词搜索相关争论的具体情况。

2007年年初，笔者在获得中国法学会评选的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的颁奖典礼暨青年法学家论坛上的演讲中曾经指出：在我看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假如你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在五十年之后，如果降低一下标准那么至少也要在二十年之后，后来的学人都是将其作为思想来研读和思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资料来对待，那么，你确实有资格、也的确是某一个领域的‘家。并在此基础上，将伦理上的正当性、法律上的合法性、社会生活上的合理性、结构上的合逻辑性、实践效果的有效性，作为对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和法律实践举措与对策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基准的核心要素。

于法学学术之公看，则有利于法学学术研究及其思想与理论主张的多元化，从而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法学的发展与繁荣。正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整体上学术规范意识淡薄，各个学科领域学术失范导致的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科学研究与学术进步，损害了学术形象，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是内容创新，即是否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新特点等。其次可以考虑鼓励多种类型的民间学术评价与行政权力支配的学术评价[比如CSSCI系统]共同参与法学研究成果的显性效果评价。这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邓正来等学者率先发起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讨论和后来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19]的重要动因。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社会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法学研究领域一系列的思想禁区、政治禁区和学术禁区被相继打破，中国法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在中国法学的自主性逐渐成长和发展的背景下，法学界也应警惕并自觉地抛弃法学学术研究排斥政治因素介入这种褊狭的思想方法与理论认识。

二、当代中国法学理想学术评价基准的基本要素 基于笔者个人的学术认知，可以从如下十个方面评价要素的综合融通来建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理想学术评价基准，并以此为核心来进一步思考更为完整、全面和权威的中国法学学术评价体制、机制与制度框架建构问题。严格说来，按照自古以来中国人文学者的人格共识与传统，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好坏优劣，同行们都是有大致不会差得太远的共同判断的，因而不需要也不存在明确的学术评价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较大程度上是以政治宣传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法律等现实政治政策，法学研究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学术性、科学性和思想性内涵的挖掘非常有限。[1]有学者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学术评价问题大约出现在1990年代中后期，而学术界对学术评价弊端的批评始于2000年左右，在内容上集中于对学术评价方法、学术评价制度缺陷的批评。

同时，某一学科的学术研究也自然地要选择和使用古今中外的有关本学科的历史与现实的思想理论资源，要特别重视本学科领域的先行者和前辈学者已经做出的研究工作以及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体现作为后来学者受到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启迪，以体现后来学者对于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思想对接，而这种启迪和对接既可以表现为对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认同与吸收，也可以表现为对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拒斥与批判。二是方法创新，即是否运用新思路、新程序、新工具、新途径、新规则等。

对应于法学研究中的思想与理论性问题、实践性问题与对策性问题，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基于其目的设定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思想[理论]研究、工程设计研究和实践操作方案与对策研究。[4]叶继元：《建立六位一体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2日，第17版。一些关注中国学术评价问题的学者开始自觉地思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制度建构问题。学术单位体的存在，对正常的学术竞争和学术发展形成重大威胁。

[8]刘劲杨：《文科学术评价的制度分析》，《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6期。另一方面，不断刺激学术去研讨新的、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并借助文化理念与价值参照来建构其研究对象的科学性认识，使学术自身获得发展。

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已取得重大进步，其对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思想与理论资源的利用，其对于中外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方面的实证资源的利用，都显现出了相当的成熟度。[14]例如，以致力于法学思想推陈出新，打造法律人精神家园为己任的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的官方网站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www.lawinnovation.com]，其在对全国法学院年度科研成果情况进行排名时，对法学院教师科研成果的统计只将发表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政法论坛》、《中外法学》、《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清华法学》这些特选出来的法学专业学术期刊中的学术成果才加以计算，外加唯一属于全国最高水平级别因而不能不关注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其他任何学科性的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的专业学术期刊以及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法学学术成果都不在其关注和统计之列[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fxpd/11684.shtml]。

[11]杨建林等：《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5期。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一些法院依据此条做出了相应的司法判决，但判决的执行情况却非常糟糕，甚至与本法条的立法初衷正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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