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长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既要支撑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又要推进自身的改革。

本周，有许多中国商人和投资者主动向我表达了这个观点，这让我印象深刻。得益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性互信商业平台，中国新一代的创新者——雇佣成本低，却拥有高技术的人才——开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另外一个趋势则是，中国人将在这个网络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你想知道在中国稍微多推行一点信任机制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像我一样，花一天时间参加阿里巴巴网商年度大会(AliFest)，有几千名中国企业家参加年度大会，他们都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员。在杭州时，我拜访了骆云(Robert Luo)的工作室，骆云是杭州美胜经典工艺品有限公司(Classic-Maxim)的创始人和公司总裁，公司初创时，主要使用一些国外的设计，为宾馆进行较为低廉的墙面装饰。旧社会结构是由村落和家庭组成，它们拥有自己的信任形式，新体制则建立在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之上。国家边界将不能为你提供保护。

中国现在正处于旧社会结构和新体制之间的过渡阶段。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可见，名义民主实质专制的税制，是现实中最常见最重要的混合税制形式。

四种类型是指：一个人不受限制地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是君主专制政体。一个人受议会、宪法等限制地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是君主立宪政体。就是说，以次恶作为次优来完成的顶层税制设计，最终都会重犯方向性的错误，背离税制优化的终极目的，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增进。如下图：名义实际 民主共和税制 寡头共和税制 有限君主税制 专制君主税制民主共和税制 （1） （5） （9） （13）寡头共和税制 （2） （6） （10） （14）有限君主税制 （3） （7） （11） （15）专制君主税制 （4） （8） （12） （16）这样，（1）无疑是指名义与实际一致的民主税制，（6）是名义与实际一致的寡头税制，（11）是名义与实际一致的有限君主税制，（16）是名义与实际一致的专制税制。

举例说，一种名义上或形式上的民主税制，在实际上和内容上，既可能是民主，从而形式和内容一致。执政官照旧选举，民众大会和公共法院、四百人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程序和执掌都照旧进行，唯一不同的是庇西特拉图的提议能得到特别的注意。

但是，上述根据政体基本类型对税制所作的分类，仅仅是税制的基本类型。比如，雅典继梭伦之后出现的庇西特拉图独裁，就是名义民主，实际专制的混合政体。其它12种税制类型都是名义与实际不一致的税制类型。以民主税制为例，既可能名义与税制一致，是名副其实的民主税制，也可能是名义上是民主税制，实际上却是专制税制，名义上是民主税制，实际上是寡头税制，名义上是民主税制，实际上是有限君主税制。

特别是对于目前仍然按照传统税制运行的国家来说，这种价值趋向与思路，注定会错过历史给予的重大机遇，延缓一个国家繁荣与进步的自然步伐。而且，政府主导型税制尚是公开的舆论宣传，同时拥有制度性的安排与保障。以此推之，民主税制在善恶谱系上处于最好最优最高，专制税制在善恶谱系上处于最坏最恶最低。而且，由于税权使用过程中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而很难实现征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以及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

但借用亚里士多德对混合政体的论述，混合税制，可能以两类方式存在：一类属于拼凑混合兼收并蓄民主与寡头等不同税制的构建要素、特征和方法：拼凑或混合这样的政体可遵循三种不同的原则。正如混合政体可能就是君主制和贵族制以及民主制混合而成的政体一样，混合税制也就是君主制税制和贵族制税制以及民主制税制混合而成的税制。

（4）作为一种名义民主税制，实际专制君主税制，虽然近代以来主要见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税制，如前苏联、朝鲜等国家，但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就有了。另一方面，正如专制是最灵活的政体内容，最容易，而且更多地借助任何政体形式表现出来一样，专制税制也是最灵活的税制内容，是最容易，而且更多地借助任何税制形式表现出来。

（2）是名义民主税制，实际寡头税制，（3）是名义民主税制，实际有限君主税制，（4）是名义民主税制，实际专制君主税制，（5）是名义寡头税制，实际民主税制，（7）是名义寡头税制，实际有限君主税制，（8）是名义寡头税制，实际专制君主税制，（9）是名义有限君主税制，实际民主税制，（10）是名义有限君主税制，实际寡头税制，（12）名义有限君主税制，实际专制君主税制，（13）是名义专制君主税制，实际民主税制，（14）是名义专制君主税制，实际寡头税制，（15）是名义专制君主税制，实际有限君主税制。因此，税权的民意基础就相对薄弱，税权的民意动员范围就受到限制，以此而制定的税法，就会因为税权的民意基础薄弱而无法最大限度地汇聚纳税人的财税意志，也就很容易背离全体纳税人的财税意志。而且，从理论上看，由政体而得到的四种税制基本类型，每一种都既可能是内容与形式，或名义与实际一致，也可能仅仅是个名义和形式，实际上却是以其它三种类型为内容，从而呈现16种混合税制形式。同样，民主政体下的税制顶层设计最高，最接近顶层，专制政体下的税制顶层设计最低，距离顶层最远。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次优，很可能是次恶，所谓的最优，不过是极恶而已。问题是，混合税制并不是君主、贵族和庶民共同执掌国家最高税权，现实中似乎只能存在一下四种类型，即以君主、贵族和庶民共同执掌国家最高税权以及以其中之一占据主导地位的三种不同形式执掌国家最高税权。

任何所谓的税制顶层设计，都是以一定的政体为前提的。一个人受议会、宪法等限制地掌握最高税权的税制，是君主立宪税制。

二上述根据政体性质而展开的税制类型研究告诉我们，税制顶层设计的关键首先要看是在何种政体下。相应的，税制也就分为四种类型，即一个人不受限制地掌握最高税权的税制，是君主专制型税制。

若干人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是共和政体。这也就是奥古斯都比他的舅舅凯撒高明的地方，凯撒追求名副其实的君主专制而被共和派元老刺死，而奥古斯都则披着共和的外衣玩弄元老院和人民，不仅在位44年，而且死后由其养子提比略继位，历经四帝。

[2]比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分离就属于此类。因为一方面，正如民主制是最灵活的政体形式，最容易，而且更多地被用来当作任何政体的外在形式一样，民主税制也是最灵活的税制形式，最容易被当作任何其它税制的外在形式。显然，税制内容与形式，或名义与实际的不一致，是一种最重要也最具现实意义的税制类型。因此，真正的税制改革，必须有赖于税权合法性的彻底解决，而税权合法性的彻底解决，又仰赖于政体改革。

第一种原则是同时采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第二种原则是把两类法规折中而加以平均……第三者原则是在寡头和平民政体中都选取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合。[4]二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庇西特拉图是名义民主实质专制， 奥古斯都是名义共和（贵族共和）实质专制。

总之，税制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体，税制顶层设计的优劣取决于政体的优劣。全体公民直接或间接掌握最高税权的税制，是民主共和税制。

但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承王位的汉诺威王朝开始，王权衰落，议会成为凌驾于国王之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成为国家最高税权机关，因此在英国，国家最高权力，包括最高税权看似由国王执掌，实际上则议会或者内阁执掌，所以，就是一种名义君主立宪税制，或者有限君主税制，实际上则为一种民主税制的混合税制。反观现实，不少国家的所谓税制优化主要目标，尽管大多标榜为最优与次优，其实质不过是极恶与次恶罢了，是以次恶为次优，是拼凑混合兼收并蓄民主与寡头等不同税制的构建要素、特征和方法。

现实中这种类型的税制不少，名义上国家的最高税权由全体国民掌握，实际上却为一人或少数人掌握。这种价值趋向与思路的现实危害可想而知，在这种价值趋向与思路导引下的税制改革，严格说来，根本谈不上税制改革。对内容和形式、名义与实际一致的政体下的税制优化，固然存在一个具体要素的完善问题，但对于内容和形式、名义与实际不一致政体下的税制优化，则不仅仅存在一个税制具体要素的完善问题，更在于追求民主税制的内容和实际，在于追求民主税制的内容和形式、名义与实际一致的税制改革目标。问题还在于，君主、贵族和庶民共同执掌国家最高税权，不论是同等地还是不同等的共同执掌国家最高税权，是不是就是混合税制？我们的回答是不是。

政体性质决定着税制的性质，政体优劣，决定着税制的优劣。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税制现代化转型才可宣告开始，才可能不犯方向性错误。

因为，庇西特拉图他也像奥古斯都一样，了解如何以民主的让步和现实来装饰和支持独裁。换句话说，任何国家的税制，既可能出现内容与形式，或名义与实际的一致，也可能出现内容与形式，或名义与实际的不一致。

现实往往呈现一种混合状态，由于四种政体如果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混合政体，从而，这四大税制基本类型如果结合起来，也就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税制类型，或混合税制。因此，所谓的税制顶层设计，或者税制优化与完善，其指导思想首先是选择民主税制还是专制税制，也就是内容与形式、名义与实际相一致的民主税制还是专制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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