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依据德国法院判例，这一观点目前已经受到考验，在特定范围内有关行政与人民关系上，裁量基准也有效力。

比照《宪法》列举的国务院十八项职权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及《地方组织法》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行使的职权所作出的十项列举性的规定，政府职能在纵向上配置的特点体现为职责同构，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一致性。从地方自治权保障的角度出发，有的西方国家将地方对国家决策的参与确认为一项基本的自治权，即国政参与权，从而保障地方对全国性决策的制度性参与。

以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为例，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例如在日本，地方公共团体的国政参与权可以表现国政须经地方公共团体同意者、国政须经地方公共团体协议者、国政须听取地方公共团体之意见者以及国政可由地方公共团体提出法律异议者等各种形式。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是解决和调整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一个国家为了便于治理，将其领土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行政区域，这个大小不等的行政区域，即为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对公民参与地方政治的形式，也作了规定。

特别行政区虽然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中的代表完全有权利、有责任参加全国人大的各项活动，还可依照《基本法》规定，参加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议案，就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系统的上下沟通，地方可以多方面地影响中央和参与决策。（二）非正式方式西方国家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非正式参与，一是通过非官方的地方政府联合会。

2010年12月1日，我国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内蒙古、甘肃、四川、青海、贵州、宁夏等12个西部省区。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机制，不仅是法治建构府际关系的重要措施，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央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减少宏观决策失误。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合众国政府、全国政府和联邦政府往往是通用的。按照《辞海》的解释，所谓中央，与地方相对。

3．地方参与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决策要求中央按照决策的科学理论和健全的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进行决策。二是通过利益集团或院外活动分子等方式。

中央政治局有一些来自地方（主要是直辖市和个别重要的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担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也有一些来自地方的组成人员。《世界地方自治宣言》第三条提出，地方政府在其他层级政府涉及地方事务的决策中，应具有合理和有效的参与权。有些改革开放方面的做法，可在一些地方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根据《西班牙王国宪法》，中央政府根据各自治区提出的预算起草经济计划方案。

依法加强全国人大代表中各地方的代表对全国人大有关重大事项的决定、立法等工作的参与，有利于平衡各地方的利益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三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向国务院提出请示事项，由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领导审批。从规范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其他渠道，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地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期望，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的程度不高，各项制度在具体的运行上还不健全。又如各级地方政府应依法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或协调，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依照法定税率计算税额，依法征收税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独立性与自主权在不断扩大，地方业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利益和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改革前的单纯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了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博弈关系。其他地方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潘弘祥、戴小明认为上述权利主要是民族平等权，表现为自治权和共治权两方面。州的作用限于编制地区发展规划草稿、履行编制程序，并在规划经专区规划委员会确定后，依法定程序批准。

地方发展不平衡也使有些地方无法在现有体制中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他们代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利益和意志，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履行管理国家事务的职权，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的具体体现。如美国许多州议会开会时，就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院外人员从事游说活动，以此影响州议会有关地方问题的决策或立法。按照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进一步加强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决策的参与。所谓联邦制是关于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州不是地方政府，只有州以下的行政单位才称为地方和地方政府。民主的地方参与机制，对于建构科学、合理的纵向府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亨廷顿认为：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在我国学界，多将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与地方，或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federal government）与各联邦成员，都理解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应按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区别地理解政府间的关系：在单一制国家，国家结构和政府间纵向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的深入，可以考虑设立地方事务部或明确由中央某一部门或有关部门具体研究、拟订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事务。在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除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外，中间还有地区政府，而地区作为次中央级，既不是联邦成员也不是地方。

自治权的法理基础在于代议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是对共治有效性不足的一种必然的弥补。如英国的地方政府联合会、伦敦地方政府联合会、威尔士地方政府联合会、北爱尔兰地方政府联合会，美国的全美县联合会、全美市联合会，俄罗斯的地方政府联合会、小城市联合会、城市联合会等。

我国在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参与上，法定的和非法定的方式仍显不够。尽管城市规划是自治区的专有职权，但按照现行国家和自治区的城市规划法的要求，在城市规划批准过程中，自治区政府应与受规划影响的有关地方政府协商。三是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在业务上指导或领导省级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并有权依法在本部门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省级政府及其机构可以报告的方式向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或以请示的方式向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请求指示、批准。

美国统计局一年一度发表的《政府统计》，将州政府定义为组成合众国的五十个州的政府，而地方政府是指县、市、镇、乡和特别区等。例如，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组织地区性规划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

五、地方参与全国性事务的法治建构（一）地方参与全国性事务的法理依据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地方参与全国政治，可以使中央决策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另外，国务院各部门提请国务院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听取地方的意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同年6月1日印发《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启动了中国资源税从价定率计征方式回归的改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常就有关重要的党内文件、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下发各地，征求意见。任进，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

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职能的配置，需要各级政府双方的民主协商和决策的共同参与，特别是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决策的参与。非正式、非法定的方式，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的法律草案等，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意见。

为使地方利益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映，同时也为了实现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机制，扩大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决策的参与。各驻京办事机构围绕派出地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有关工作，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首都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或专题调查。有些顾问组织，如英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在影响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及为地方政府提供与中央部门及官员接触机会方面，也起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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