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二义之结合，除了建构一个抽象诡谲、话头漂亮的思辨系统之外，其实没有甚麽理论功能的实义。

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口说无凭，文本为证：首先，儒家至圣就公开鼓吹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

大家知道，按照《孟子·滕文公上》这部儒家书籍的记载，墨家弟子夷之据说曾经在与儒家亚圣的一场论战中提出过爱无差等的说法。倘若再考虑到胡适早年曾经这样说过：那反对墨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尚同下》）换言之，由于现实生活中不同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种种差异（也包括刚才讨论的等级差异），他们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认同的正义标准也各有不同，像有些人以损人利己为义， 有些人以损人利亲为义， 有些人以损人利国为义，等等。极度反讽的是，恰恰是拼命想给墨家扣上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帽子的儒家，才一方面真诚真挚地维护周公姬旦开创的权贵礼制主义的森严等级规范，认同和鼓励强势者特别是统治者凭借别爱从事那些损人利亲、损人利国的邪恶行为，另一方面又假仁假义地提出了一系列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口号，结果让自己沦为了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精神分裂的典范案例。相反，倒不如说事情的本来面目其实是，汉代以后的墨家其实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依然维系着在场的存有，尽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都不再具有先秦时期那样浩大的声势。

事实上，他曾通过一段清晰的文本，细致描述了坑人害人的不义实质：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如前所述，儒家孟荀二人在讨论仁义概念时所阐发的那种义，正是不动声色地悄悄汲取了墨子的上述核心理念，从而在这个方面不自觉地维系了墨家思潮在后来中国思想史上的隐身性在场，让我们今天还能从中发现这位两千年前的大思想家是如何运用古代汉语积极提倡尊重人权这条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的。程、朱论此，有时语意谨慎，有时语意滑落，强调人之为恶需於性中自负其责时，有时不免以气禀之恶说之。

这是因为，方先生对朱熹的诠释意见，若不透过他对原始儒家及北宋儒学的意见定位，是不能见出真象的。方先生引出朱熹一些无极概念的使用，因而有太极之上仍有一实体的用语口气，此事，确实是朱熹言词溢出的证据。七、方东美先生对程颢的诠释意见及反思： 程颢非思辨型哲学家，所说皆造道之境界语，难以分析，因此方先生对程颢的逻辑分析能力非常否定，参见其言： 明道乃一识见宏富，而资性温润之哲人，[和粹之气，盎於面背]，接者尽化。此语、陆子兄弟九韶九渊等，俱斥为荒谬，而断然否定之。

即经验而观之，则为恶。张载排佛，却不轻世，贬为海市蜃楼，等是幻妄，与空杆格，凿枘不协。

至於工夫论，则就是去恶向善、变化气质而成圣之意，此处表面上不直接涉及气禀说的形上学问题，故而方先生可以接受。关键在於，宋明儒者对道佛的吸收是否造成自己的系统的混乱？以及价值立场的错置？此事，笔者不以为宋明儒有混乱及错置，只是，宋明儒学借用了一些道佛的问题意识及理论表达形式，但是仍然形成儒学自己的体系，并且表达了价值观上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道佛价值观的意见，正是形成儒学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且重要的环节，这是儒学自我建构的重要历程，故而对道佛价值观持否定立场并无不可。中外一切知识论上之观念论，其特色皆莫不以心为枢纽，而一能所於心，复藉之以合内外，浑然一体，不可决裂。[33] 由上文可见，方先生自己十分肯定道佛，主观上认为宋儒既接收道佛，即应理解并喜爱道佛，故而对宋明儒之批评道佛之事十分反感。

然而，方先生的朱熹诠释意见，竟是批评的多，肯定的少。笔者以为，方先生看小不看大，朱熹格物致知说，是在谈治国平天下的次第工夫，由穷理致知起，既有闻见之知也有德性之知，唯意志之贯澈须以德性之知为主。而《周易》，则就现象之变易说其变易历程及原理，因此方先生说《周易》代表儒家创生的精神。就理言，恶本是天理，只是善之背面翻了便是。

殊不知其所当言者，乃天恒入於人性之中，吾人之创造权能，自应赞其化育於宇宙危机也。[45] 参见拙着，《北宋儒学》：＜第五章程颐形上学工夫论与易学进路的儒学建构＞，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就形上学而言，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心之灵是合知觉与气，心之妙是生生无穷，周流六虚。周敦颐的目的就是为缺乏宇宙发生论的儒家哲学正式建立这一套系统，系统中没有鬼神，只有太极这个理性的意志原理，本身是个绝对善的价值意识，因创生而有阴阳、五行、万物、及人。

其实，朱熹亦是此一方向，观其正式讨论之《辩太极图说书》中的无形意旨即是做形容词义而用的。惜新儒诸子，於此层效用范限，皆多忽略，盖其於逻辑上之区分，认识不足，致有此疏，遂成该派全部哲学中最弱之一环。笔者认为，方先生没有深入朱陆《辩太极图说书》的细节里作讨论，而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解读意见，对於方先生自己定位的解读意见，笔者以为，此说与朱熹之无形而有理的意旨已相去不远。其实，若依方先生批评朱熹的言论看来，这剩下没有批评的部分和前半段批评的部份所涉及的朱熹理论之立场都是一致的，所以方先生其实有对朱熹理解上的自我脱节的现象[4]。并非朱熹分不清德性、闻见之知。然而，笔者以为，方先生在此事上对宋明儒的批评，有检讨的必要。

其实，以工夫论处理之即可，亦即，是工夫论问题而不是知识论问题，故而只有主体性的实践问题，而没有主体性的独断问题。方先生讨论周子对人的发生的说法，说这是一套突创演化论，似有贬意，关键在於人得其秀而最灵一句，方先生之意应该是说其秀、最灵如何可能？周子未能申说，故而为突创演化论。

朱熹於其＜周子太极图说解＞反复力陈：太极之先，别无无极，是理遍在，而太极终不可见。方先生对朱熹的诠释意见，并无专书为之，主要就是在他的英文大作《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有专章处理，并已有孙智燊教授之中译本[2]，另有他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上的相关意见[3]。

《大易》主旨，在於创造前进，化育生新。故素重有界之健动创造，生生不已，大用流行也。

关於方先生讨论张载反对佛教之说者，其实就是指小乘佛教而言，以下再分述之。该讲主要谈到周敦颐、邵雍、张载三位，其他诸家仅是略为提到，其中又以对比朱熹的周、张、邵诠释涉及最多，故而对朱熹所说亦不少。[3] 方东美着，《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2月初版。在人性论上，其赖诸二分法者，贻患尤甚。

为解决进化、退化问题，方先生竟称周子、程、朱是采人性退化的立场。又，为解说人之为恶而有气禀之说，於是个人之性有受气质影响的部分，遂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此是就人之现象事实说，若就人之终极理想说，则就是天地之性全幅呈现的圣人之境而已。

试问此尚成何逻辑？（乙）性、可视之与气合、与理违，是为杂气之性，故为恶。此外，方先生对於张载所言之太虚意旨，认为其能彰显儒佛之异，方先生言： 太虚与气，乃一相摄互入关系：太虚摄气，气摄太虚。

其实，程朱所论，指孔子言於唯上智下愚不移之说者[50]，程颐指其仍有可移之理，此说为扞卫性善论立场而说，确实有理，亦非指孔子为善恶二元论之意。[35]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页72~73。

揆周子本意，原欲发挥《易经》哲学之真理，然其起步一点，却为洪范九畴所涵之洪荒时代本体论。实理曰诚，无乎不在，存存不消，所以兼成吾人之心、气者，莫非诚也。[27] 参见拙着，《北宋儒学》：＜第四章程颢境界哲学进路的儒学建构＞，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中，方先生指各种理论於其所属范围内必是有效之说，笔者甚为同意，不知此点，任意批评的结果，正显示哲学理性缺乏之失而已。

然则，其与儒家哲学，究应如何调和？斯难，张载无解。角度进路很多，包括批评宋明儒者自己就已经互相批判得很厉害了，参见其言： 惜新儒各家之间，辄呶呶对诤，自相攻伐不已，可胜叹哉。

[25] 参见：方东美，《生生之德》：＜易之逻辑问题＞，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10月3版。朱熹此论，甚似荀子及董仲舒，至谓气生於理，理竟管它不得，正犹败家之子，竟违抗父母之命尔。

但又说与荀子无殊是不对的，因为程颐并没有性恶论的立场，而只有为人会为恶的事实提出形上学的气禀说以为说明而已。第四、在进化退化之问，如何作一抉择？对儒家人性论之形成，至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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