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法层面，社团应属于集体权利的主体之一。

[17]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裁量权态意的一种有效模式，它对行政权的控制更积极、更全面，把对行政由单纯的结果控制转向了对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的双重控制。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在宪政意义上是内在一致的，只有有限政府才能是有效政府。

阿克顿勋爵警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作为运行过程的有效政府要求明确政府的角色，清晰行政权的定位，增强政府能力，提高行政权的效力，才能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有效性，这是控制行政权的基准和原则。[3]本文认为行政权是行政主体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以法律为依据、主动持续地实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国家权力。二是监控全面、广泛，但缺乏法治化和针对性，时常无法有效监控具体的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五）社会维度：以社会监控行政权以社会制约权力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独特创见，罗伯特·达尔在多元民主理论中进一步的精辟地阐述与发扬。

程序精确和细化也在不断提高行政成本，也在消减行政效率。（二）有效政府：控制行政权的合理性政府有效性是政府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源泉，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基石。虽然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三者可能有先后之别、轻重之差，甚至紧张与冲突，但一个成熟的nation的实现，必然有赖于三者的相互阐释和完美结合。

但同时我们仍需要用国民主义来弥补国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与族群之间的距离，要防止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造成国家危机，需要国民主义提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造就多元统一的国族。这个观察和论断是有部分历史基础的，但今天分裂主义抬头，说明这种共同意识和共同情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我们自然无法通过重新树立共同的敌人，来巩固这种共同意识，我们需要探讨新的重构中华民族共同情感与意识的途径，什么能够担当这个型塑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基础呢？这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26]哈贝马斯也指出，nation这个概念和people这个概念，在政治使用上具有相同的外延。[67]宪法爱国主义是立宪民主政体得以稳定和维持的情感基础，一种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也可以说是立宪民主政体之下，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整体性界定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清朝的外藩在近代逐步脱离，最终未能纳入中国版图，今天自然也就不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虽然边界的划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是战争的结果，但边界一旦划定，中华民族的界限也就随之划定。西欧和东欧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奠定了近代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的参考样本和基本范式。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认同的建构对于中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最终整合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极力倡导欧洲宪法爱国主义的根本原因，藉由新的认同，型塑新的国家。其情况几与春秋时代民族思想相同，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主张采取民族隔离的方法，将汉民族与野蛮的外族加以隔离，于是有‘夷夏之防之说。中华民族自然有其历史文化与族群基础，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即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种族等因素，也远远不能和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

更详细的论述参见Charles Taylor, Reconciling the Solitudes: Essays on Canadian 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 Montreal Kingston, McGill-Gr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22] 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从不区分民族与族群，一律称之为民族。如果说清朝是中华民族在王朝时代的最高政治表现，那么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时代的最高政治表现。[61]从这个意义上讲，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的中立性仅指政治文化不能倒向任何一种族群文化，但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没有民族文化属性。[6] 余英时教授在《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中援引《左传》和《云梦秦简》中的材料确证了这条原则，参见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载氏著《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19-20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14] 事实上，这些特征不可能界定任何民族，它们是我们描述民族时可参考的因素，但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完全符合这样的标准。由此，所谓的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合一便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即以政治单元重塑民族单元，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之上建构统一的政治民族。

换言之，机械式的民族识别，违背了官方一再肯定的民族自然融合的原则。族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属性，她是中华民族之国家，而非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或美利坚民族之国家。

（《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一方面是天下之内的差序格局，首先从文化上，进而从地域上，进行区隔，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礼记·王制》）。上面是一个极为简略和抽象的概念史考察，下面让我们看看近代西方的民族是如何具体诞生的？民族与族群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安东尼·史密斯考察了近代西方民族形成的原因和路径，史密斯认为，近代早期西方发生了三场相互关联的革命，其一是社会化的劳动分工的出现，经济从封建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获得了统一的市场和高度的整合。而由于大学派代表到教会委员会（Church Councils）裁决重要的宗教问题，这个词到十三世纪晚期开始意指基督教团体中的不同派别，并慢慢获得了世俗世界文化、政治权威的意思，指社会上的精英团体。不过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并非要建立世界政府和世界大同，而是要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个建立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上的欧洲联邦共和国。稍有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建构不是建立在单一族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之上的，所以他采取的不是族群民族主义的形式，而是国族主义的形式，以国家为单位的国族建构。在多元复杂、幅员辽阔的现代国家，社会整合必然是通过民、族、国三个维度同时进行的，在这个社会整合过程中，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将起到核心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爱国主义不但不是没有国家的爱国主义，而且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建国理论，建立和建设一个多元文化与族群的国家的理论，一种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理论。余先生说中国人是个文化概念没有错，但说不是政治概念就有失偏颇了，对他这个有着文化中国情怀的美籍华裔来说确实不是政治概念（此时美国人是政治概念），但对于生于斯死于斯的中国人来说，又怎么可能不是政治概念呢？参见余英时：《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载氏著《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376页。

公民通过他们的自主权将他们自己建构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体的政治联合体。民族主义界定民族的传统方式是血统、语言、文化与历史，这些标准足以构成中华民族统摄五十六个族群的基础吗？[14]我们无需借助生物学的研究，仅就历史事实着眼，也可以粗略地断定，血统很难成为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基础，费孝通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各族群是多中心起源的，然后慢慢融汇成现在的中华民族，我们是无法追根溯源到一个单一的血统起源的。

……其一是共同拥有一笔丰富的记忆遗产。[38]这个表述极为精当地表达了nation这个词复杂的内涵及各种内涵之间的关系，即国民、国族和国家的三位一体性。

因此正如民族国家这个合成词所表达的那样，这个新的国家注定是民的国家和族的国家，民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个新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人民之国家，彰显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观念。[28]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原来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民一词逐渐被赋予了文化与族群的特殊性，从而变成具有特殊所指的群体，他们虽然还是人民，但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民，而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人民。也妨碍了个人因境遇变化而改变族籍的可能性。[17]我们先不管这个论断中族群和民族的混用问题，我要说的是，费先生的上述论断，是一种实然性的描述呢？还是一种应然性的建构呢？抑或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愿景，夹杂着实然与应然的不同维度呢？就当下的现实来看，一个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的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的中华民族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些边疆的族群正在争取自己的历史话语权，通过否认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以追求一个新的外在于中华民族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边疆的族群分离运动在在表明无论是作为自在实体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当下均遭受着极大的挑战。

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在中东欧产生，并发挥出极大的社会动员力，通过对血统、语言、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的溯源和建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建构一个个具有政治意识、追求政治独立的民族，从而完成东欧族群民族的自我建构，其对后世的影响，要远大于西欧的领土民族。回到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问题上来，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上建构统一的中国认同，但又不限于此。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核心原则即主权在民，国民成为主权的承载者，但这个原则仍需落实为具体的法权安排，从国民这个角度来看，即公民身份的法律建构，表现为选举权和政治参与权、基本权利的保护、作为国家关爱方式的福利制度、特殊公民群体（如残疾人）的保护、公民的法律义务等等。[30] A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PP.134-136.[31] 有关西欧民族与民族国家诞生的详细考察，参见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32] A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PP.137-138.[33]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民族（nation）通常具有一个族群（ethnic group）渊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只有一个族群渊源或一个族群必然形成一个民族，在现代社会，民族必然是多族群的民族（multi-ethnic nations），甚至有可能将族群的杂居视为民族的特殊品性的渊源，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错误便是将民族与族群等同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再造过程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将华夷之辩下差序格局的文化与族群关系改造为多元格局的文化与族群关系，强调文化与族群的平等性以及对少数族群文化的特殊保护。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族群区域自治，相应的英译应该为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于是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式便有了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今世界民族国家格局的变动，可谓是这两种理想模式之间相互角力的结果。这也难怪西阿伦·克罗宁认为，哈贝马斯所谓的后民族认同，其实根本不是后民族的，只是后民族主义者的。今天的联合国会员国，都是一个个具体的nation，nation所蕴含的国家这层含义对我们理解中华民族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无法在民族这个词中翻译出这层含义。领土民族建立后，外部面对着其他民族的竞争，内部面临着少数族群争取自治乃至独立的挑战，因此转而开始诉诸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

（笔者根据英译本，对引文的翻译略做调整，英译本参见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 MIT Press, 1996, p.494.）[25] Jürgen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edited by Ciaran Cronin and Pablo De Greiff, MIT Press, 1998, p.109.[26] Liah Greenfeld,Nation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4-6.[27] Jürgen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p.107.[28] Liah Greenfeld,Nation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P.9.[29] A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PP.130-134.由于无法用一个词同时表述nation的三层含义，这里我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使用民族这个词来对译nation，但史密斯这里使用的nation一词，同时具有国家这层含义，因此所谓的领土民族实际包含领土国家这层含义，相应地，族群民族也包含着族群国家这层含义。新的东西仅仅是这个信念，即民族被看作是积极的政治代理人，是最终的主权的承载者。

二、族群与民族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使用上的问题，这也是我前面的论述始终坚持的。此外，郑永年认为：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而非民族主义（nationalism）。

[44]不过正如陈连开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最后来看国族的再造，即从华夷之辩到中华民族，实际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第一节所提到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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