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督也不限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审计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等也都属于国家监督。

这里的事物，主要指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权利，这是法律的内容规定，当道德或权利遭遇恶的对立，就需要法律用强制性权威性的力量来解决。[12]另一例是张晋藩先生引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气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

民事活动主体两户的规定，是对中华法系重视家庭、家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引陈顾远先生的那一段话中有一句说得好：法律为道德之甲胄，法律是为了保护道德的，同理，法律也保护权利，道德与权利是法律的内容规定。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另一是作为一套制度设置的礼，或称礼制。道德和权利在人类的历史上时不时都会趋于极端，然后物极必反。

当张先生说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具有总揽、统领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

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司法文明为根脉、以高远法律价值为目标、以能动司法为功能定位、以司法体系建设为主体工程、以司法体制改革为根本路径、以现代科技应用为强大动力、以提升涉外司法能力为紧迫任务的司法现代化。中国式司法现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司法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中华司法文明新辉煌，构建人类司法文明新形态。中国式司法现代化创造性发展了服判息讼的司法传统。未来，还应根据职责任务的新变化，对现有内设机构职能体系进行进一步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司法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探索人类司法文明新形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新道路。这要求，相关党政机关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司法人财物管理、执法司法衔接、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建设等方面细化完善有关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党中央关于支持和保障司法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三是从处遇型司法到治理型司法。能动司法是这种大法治观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是对消极司法、机械司法、就案办案的超越，是坚持依法办案前提下的回应型、融通型、治理型司法。一个法治强国的国际实力象征，不只是司法和纠纷解决的业务链、产品链、价值链拓展到全球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司法公共话语供给和机制建构上的主导权、塑造力、变革力。 *因篇幅限制，注释等有删减，如需引用请参见期刊原文。

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司法便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程序简化和便利，而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司法便利。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突破了传统司法民主仅仅存在于法庭审理过程之中的局限性，把民主贯穿于开庭前、开庭中和执行中全过程。这种司法管理体系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分类化管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司法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司法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性转变，旨在实现从传统社会的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司法价值向现代社会的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司法价值的革命性转型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发挥上级法院统的优势，优化上诉、申诉案件审理中的上下一体衔接机制，用好提级管辖、再审提审工作机制，通过办理更具典型意义的二审、再审、提级管辖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总结司法经验、加强对下监督指导。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司法体系进入大变革阶段，国际司法机构数量大量增加，国际司法机制在国际纠纷解决、国际法规则发展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其通常表现是，司法人员只知恪守法律文本和法律逻辑，而不考虑案件具体情况和社会反响，就法论法、就案办案，导致司法判决对常识常情常理的背离，甚至是对法律实质正义的偏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深入研究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加快构建权责一致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些司法体制改革举措，如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司法体制改革由分向合转变，进入系统变革阶段。四是司法体制改革由粗向精递进，进入精雕细刻阶段。

这要求，在巩固主体框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聚焦机构职能分工不明、办案程序衔接不紧、业务监督管理不力、司法裁判尺度不一、队伍保障激励不足等各方面具体问题，做好查漏补缺、治偏救弊的功夫，提高改革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英国法律界引以为豪的是，伦敦是全球争议解决的中心，世界大量商事纠纷都选择伦敦为诉讼或仲裁管辖地。

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正在催生数字司法新模式新形态。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服务和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对外场景下的数字司法，主要面向诉讼参与人，构建起网络化、数字化的司法服务平台，推动起诉、立案、证据提交、材料收受、庭审、送达、执行、监督在平台上运行，亦即数字诉讼。这要求，紧紧围绕制约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如案多人少、司法权制约监督、维护司法权威等问题，打好攻坚战、歼灭战，推动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加强国际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出反映时代潮流、凝聚国际共识的国际司法新理论新主张，为国际司法发展提供公共产品。有学者提出，法院管理主体应具有多元性，不应由行政管理人员独享，法官在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司法现代化在政权频繁更迭和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的动荡格局下艰难前行。智能机器系统通过承担庭审语音记录、法条检索引证、案例检索分析、电子卷宗生成、格式化裁判文书起草、司法文书校对等司法辅助工作，既可节省大量司法辅助人员，又可以使司法人员专注于庭审、裁判等机器不可替代的核心业务上，提高司法工作效率。

这要求，坚持法学院校和司法机关协同育人，构建法学院校与司法机关联合培养机制，既夯实涉外法治、国别法、比较法、国际法等方面专业素养，又提高涉外司法实践实操实战能力。对内场景下的数字司法，主要面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构建起数字化司法业务管理和保障平台，提升线上办公、案件管理、办案质效评估等内部管理。

九、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以提升涉外司法能力为紧迫任务的司法现代化中国式司法现代化坚持开放胸怀和全球视野，统筹推进国内司法和涉外司法，提升涉外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司法影响力，推动世界司法文明进步。中国式司法现代化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坚持司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强人民福祉落实到司法全过程。

回应型司法要求司法机关构建同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关切，主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需求，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提升司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中国式司法现代化在尊重和保障司法专业性、独立性的前提下，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创新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人民调解员等制度，完善案前、案中、案后群众参与程序制度设计，不断扩大人民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渠道。

进入数字时代后，人类依靠无处不在的计算，可以从已知了解未知、从过来预知未来，从而增强预测预防能力。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三是推进诉讼程序实质化、实效化，全面推动纠纷实质性解决和一次性解决，防止程序空转、无效诉讼、虚假诉讼。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公开，主要是指司法过程让当事人全程参与和见证，庭审过程允许群众旁听。

司法管理是一门大学问，司法管理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另外，在有的案件中，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各执己见、互相掣肘，导致捕不了、诉不出、判不下。

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机制，加强国际刑事、民商事司法协助工作，深化打击跨国犯罪、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移管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数字基础设施又包括硬件和软件两大类，前者是指支撑各类数据系统计算、存储、通信、显示、运控等功能的硬件设施，后者是指智能识别、智能决策、智能办案、智能服务、智能管理等各种软件系统。

二是提高数据信息处理的能力。英国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对其法律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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