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产阶级对自由设立了根据合法理由的种种障碍，宪法上的自由与权利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被彻底消灭。

西塞罗认为人的尊严首先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维系统治的首要承诺便是建立平等制度，使地位崇高的人们和地位低下的人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生命利益支配权一度饱受质疑，甚至常常被归入自杀、安乐死等问题。

但是，现实社会中亦存在着患者想积极治疗而子女在尚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为逃避赡养与医治父母的责任而放弃对父母的救治，或者患者欲自然死亡而家属出于功利目的而恶意阻碍患者自然死亡，让其人工而痛苦地活下去的恶意尊严死之情形。由此，人的基本权利成为个人尊严的基本依托，每个人因出生而平等地享有尊严，对任何一项人权的侵害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首先，从公共利益之维，在不区分实施对象时，安乐死与医助自杀是无差别的，换言之，安乐死的本质仍是一种附条件的自杀。有一种无奈的尊严死，是在经济重担下，患者或家属作出的无奈的放弃治疗之选择，在该情况下，家属并非恶意逃避赡养和救治患者之义务，因而我们并不能也不应以其违背家属间相互救助的善良风俗去谴责家属并强迫其倾家荡产乃至举借巨债去治疗患者，只能寄托于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来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因而回到安乐死问题之上，在我国目前生命平等观的立法价值指导下，即使患者本人自我否定其剩余生命之价值而寻求安乐死，也不应从法律层面对此予以肯定。

这一观点在驳斥现有尊严死的概念上是有力的，但是如果去分析这一问题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之根源并非在于死亡不能谈及尊严，而是在于把尊严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拒绝维生支持之死亡方式有欠妥当。首先，康德的尊严观建立在与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相似的德性尊严论基础之上。在此，行政决定最主要提供客观法秩序的手段是登记制度，包括物权登记、婚姻登记等。

细分行政许可，可在人民的自由权回应之外，以是否获得公法上权利为标准，再区分出特许和其他许可。[31]当然，这种形成私法效果的行政决定也不能因民法典的文义而限于需批准的合同，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以其管制的领域和该法第25条的文义论，也当属特别生效要件之列。依申请作出的行政决定，以形成性行政许可为其典型，旨在回应宪法对人民自由权的保障。吴光荣：《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1期。

前引注[27]，许宗力文，第367—368页。例如，《婚姻登记条例》第6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一）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24]其中，命令性行政决定必然为相对人设定公法上的行为义务。有可能动摇上述分类方式的，是对法律行为程序管制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些程序管制虽然在功能上属于第三层次的私法秩序与整体法秩序的调和，但在法技术上却用了第二层次的可补正。[22]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763页以下（杨海坤执笔）。

1950年首部婚姻法与现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也有不同，故宜归于限制婚姻自由的整体法秩序考量。（三）一般生效要件对应的行政决定类型 1.自由权实现保障的行政决定类型 相较于特别生效要件，一般生效要件因其完善一般交易秩序的特性，比较容易作判断。但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规定则确有优生学上的考量。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在我国指向广狭多种含义，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下文所称的行政行为采最广义的行政活动的理解，包括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后者又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

[8]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6页。[4]如果再考虑到合同备案、资质认定甚至抽象行政行为等其他不同形态的行政活动的作用，[5]行政行为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可以说几乎贯穿法律行为效力评价体系的始终。

（一）不同角度的三分体系 正如学者业已指出的，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上对法律行为成立、生效要件的分类并未投予太多关注，[8]直至最近二十年，才出现较多学说采用不同类型的三分法构建法律行为效力评价体系。此时，法律行为成立与否只需要看其最核心要素——意思表示的存否及是否一致即可，此时尚不涉及任何外部法秩序的价值评价。

相关介绍参见王琦：《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兼论对中国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33]这里限于不备案将遭受公法上不利益的备案，如房屋租赁合同、劳动合同这种只是为了留存证据的任意型备案并不会产生直接实体法上的效果，因此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在行政许可法之前，公司法学界亦有见解认为公司登记不过是行政确认，参见王远明、唐英：《公司登记效力探讨》，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但涉及实体法的适用，也会涉及诉讼中民事与行政的界分。因此，理论上除非严重侵害自由权客观法秩序的本质核心（Wesenskern），否则原则上都还应该属于立法形成的空间。[56]我国台湾地区就将区分所有的管理规约归于随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的契约之列，因可以分散公示查阅而具物权效力，参见谢在全、苏永钦等：《民法物权编修正系列研讨会之一：相邻关系与随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的契约》，载《月旦法学杂志》2000年第9期。

行政法学界对登记性质的认识则存在行政事实行为、行政行为、公私法复合行为等多种学说，参见吕艳辉：《公私法交织中的不动产登记》，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5期。[14]同前引注[8]，苏永钦文，第30页。

与此相对，阻却生效要件中的命令性行政决定对应的，则必然是强制性行为规范。与基于营业自由客观法秩序的物权登记类似，婚姻登记制度也属婚姻自由这一基本权的客观法秩序之列，婚姻登记同样不仅有完善维护婚姻这一私法身份秩序的性质，其中也蕴涵了整体法秩序的考量。

更进一步，从公权力对法律行为作用的整个体系切入，在多元多变的现代社会，行政的作用其实早已经无远弗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也可能多由行政行为而具体化。[13]当然这二者并非完全是两个视角，莱嫩有意识地区分了私人自治和法秩序两个理念，将意思表示制度归于私人自治，而将法律行为置于法秩序，这样就可以在诉讼和实体上统摄两者。

[45]也有学说反对特许和许可的区别，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第2版）（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页（许宗力执笔）。要区分这两种强制，不妨引入宪法基本权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若再跳出单纯的法解释，上升到法政策的层面来看，只要行政行为对法律行为效力的作用得以体系化，那么在未来的行政立法中，就可以基于对法律行为效力影响的考虑，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至此，可以看出第一层次的成立、第二层次的不生效力与第三层次的无效之间存在功能的递进关系：成立要件在满足法律行为要素，有效要件在完善私法自治的交易秩序，而有效障碍事由则在调和法律行为与整体法秩序的矛盾。

原因在于，一旦据此将这些缺乏程序要件的特别类型交易都归于无效，结果不是让负责的管制机关吝于设置各种不同目的的程序性管制，就是让被规范的交易主体因在前期就投入过大的交易成本而怯于交易。比如，不动产登记以民事关系为基础，一旦登记与实际的权利不符，应首先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基础民事关系的问题，只有在厘清了民事关系之后才会有更正登记以及因此所生的行政诉讼的问题。

已将疾病的情形排除在外。如果从其行政决定的性质来看，其中也含有许可的因素。

[36]比如地役权登记中的注销登记，也还是宣示登记。但这其中与民法制度真正相关的通谋虚伪表示是否成立、如何证明等一系列问题，并非指备案的合同才有效。

因此，迄今为止，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都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进行的方式放开。不同交易对法律行为的要求各有不同，比如代理权之于代理行为、处分权之于处分行为，甚至还有一些是程序或形式上的一般或特别的要求，比如登记或交付、书面形式等。[12] 通过上述分类的整理可以看出，学说基本采取了两种分类标准，一是从举证责任着眼，二是从自治与管制的关系着眼。因此，要厘清国家强制的类型，还需再作进一步的分类。

若其所据规范存在合宪性或合法性上的问题，则自始不可能对法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只有在所据规范合宪合法的基础上，司法才需要尊重行政的专业性，考虑行政行为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影响。[54]以物权登记制度论，《民法典》第116条仅规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但并没有限定物权的客体，因此，只要不减少物权法上规定的可以登记的客体，其他何种权利可因登记而物化，在立法上应有广泛的形成空间。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依法律效果的区别，行政决定所依据的规范可以分为私法秩序规范与强制性行为规范两种，前者的违反只会不生私法效果，但不会使当事人因其行为遭受公法上的不利益，而后者的违反则可能使当事人遭受公法上的不利益。

因此，与其以规范目的、规范重心、规范领域等立法角度来考察规范本身是否属于效力性规范，不如借助已经具体化的行政行为进行分析，或许于司法操作更加便利。[38] 不过，与公示生效主义的物权变动登记不同的是，婚姻登记行为不仅在一般生效要件的制度设计层面加入了整体法秩序的考量，而且将这种整体法秩序考量的任务委以行政决定，给予行政机关判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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